文章的放荡(2/2)

“我们愈是绵密地与实生活相调和，我们里面的不用不满足的地面当然愈是增大。但正在这地方，艺术来了。艺术的效果大抵在于调这些我们机不用的纤维，因此使他们达到一谐和的满足之状态，就是把他们德化了，倘若你愿意这样说。神病医生常述一悲惨的风狂病，为洁地过着禁生活的老女们所独有的。她们当初好像对于自己的境遇很满意，过了多少年后却渐显不可抑制的恼与冲动，那些生活上不用的分被关闭在心灵的窖里，几乎被忘却了，终于反叛起来，喧扰着要求满足。古代的狂宴——基督降诞节的腊祭，圣约翰节的中夏祭——都证明古人很聪明地承认，日常德的实生活的约束有时应当放松，使他不至于因为过而破裂。我们没有那狂宴了，但我们有艺术替代了他。”又云：

“这是一个很古的观察，那最不贞洁的诗是最贞洁的诗人所写，那些写得最清净的人却生活得最不清净。在基督教徒中也正是一样，无论新旧宗派，许多最放纵的文学都是教士所作，并不因为教士是一堕落的阶级，实在只因他们生活的严正更需这的练罢了。从自然的观说来，这文学是坏的，这只是那猥亵之一形式，正如许思曼所说唯有贞洁的人才会的。在大自然里，求急速地变成行为，不留什么痕迹在心上面。……在社会上我们不能常有容许冲动急速而自由地变成行为的余地，为要免避被压迫的冲动之危害起见，把这些移用在更上稳和的方面却是要了。正如我们需要以伸张和谐那机中不用的较的活力一样，我们需要术文学以伸张和谐那较细的活力，这里应当说明，因为绪大抵也是一肌作用，在多少停顿状态中的动作，所以上边所说不单是普通的一个类似。从这方面看来，艺术正是绪的练。”小注中又引格勒威耳的日记作例证之一云：

“拉忒勒耳在谈谟耳与洛及斯两人异同，前者的诗那么放，后者的诗那么清净，因为诗里非常谨慎地删除一切近于不雅驯的事，所以当时甚是行，又对比两人的生活与作品，前者是良夫贤父的模范，而后者则是所知的最大好家云。”中国的例大约也不少，今为省事计也就不去多找了。凯沙诺伐是言行皆放的人，摆的朋友妥玛谟耳则很有简文的理想。或评法国画家瓦妥云，“神，贤人行径。”此言颇妙，正可为此类文人制一副对联也。（九月五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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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他们把《乐记》里说的亡国之音那一句话歪曲了，相信哀愁的音会得危害国家，这五行志的论调本来已过了时，何况倒因为果还是读了别字来的呢。其二以为文士之行可见，不但是文如其人，而且还会人如其文，写了这文便非变成这人不可，即是所谓放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。这也未免说得有神怪，事实倒还是在反面，放其文与谨重其行，其实乃不独不相反而且还相成呢。英国蔼理斯在他的《凯沙诺伐论》中说过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