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章(10/10)

好，即是直接奏上皇帝，那就等于叩阍了。当然，这也要有人帮忙。步军统领衙门上上都是旗人，不过要找路也不难，尤其是为小军机的朱智，从吏尚书兼步军统领的英桂、左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的荣禄，到郎中、员外、主事以及供奔走的小官“笔帖式”，无不直接间接地可以讲得上话，请他们帮这样一个忙，必可办到。

于是，第二天一早，由朱智派了一个军机的杂役，满洲话叫作“苏拉”的，陪着抱告姚士法，到步军统领衙门投状。有预先托好的一名笔帖式在照料，带到郎中熙庆那里，略微问一问由，准了状。旗人办公事并不讳言关系，熙庆告诉姚士法说：“这件案，有人打过招呼，好办！明儿一早递了折，我这儿就算没事了。你也不必再到这里来打听。托什么人，跟什么人接就是了。”

姚士法四十多岁，以前足迹不里门，熙庆那一地地的京片说得极快，简直一句听不懂，只觉得京里的“老爷”很和气，比县里的差役好应付得多。

熙庆确是很帮忙，照朱智的要求，当天就办好奏稿，派人送到英桂的公馆，画了行立即抄缮，当天就递到了“奏事”。

年轻的皇帝亲政还不久，虽然好逸乐，而且最近因为微服私行的缘故，染上了说不的恶疾，神极坏，但皇家的成法，不敢破坏，依旧五更时分便已起，在灯看奏事用黄匣递来的奏折。

这是件很枯燥无味的事，尤其是看到各省奏报有关漕粮税收的折，一大片数目字，看得昏，不知所云。因此，步军统领衙门这件奏折，比较起来，易兴趣。皇帝就像看“闲书”那样，轻轻松松地看完，而且节缘由，记得相当清楚。

于是，在召见军机时，皇帝首先就问这一案，“浙江杨乃武的案，是第二次京控了！”他说，“第一次发问浙江，杨昌濬仍旧委原问官审问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同样的人，审同样的案，还能审两个不同的结果吗？”

这一问正击中了要害！恭王心里明白，杨昌濬必是看宝鋆的面，回护刘锡彤，而手段甚拙，事到如今，不能不照规矩办了。

这样想着，便即答：“逆重案，自宜慎重，这一案还是刑切实议奏。”

“还要发回吗？”

“是！”恭王答说，“除了发回，似乎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“发回不又是原样儿？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结？”

“人命关天，审问不厌其详，不是坏事。”恭王是皇帝的胞叔，所以措辞之中，微有驳回之意，亦不以为嫌。他接着又说，“原问官或者不免有成见。这次发回，指定杨昌濬同臬司亲提严讯，真相必可大白。”

“好吧！就这样说了！”

上谕到达浙江，杨昌濬为不悦。洪杨以来，督抚权重，尽朝廷责成“巡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”，杨昌濬却嗤之以鼻，“哼！”他说，“西征军事，正在吃的当儿，浙江的协饷最重，每月十二万两，时照解，迟一天都会耽误军用。我哪里来的闲工夫这人命案？”

结果仍旧是委员复审，这一次委的是湖州府知府锡光。他是旗人，到任才两个月。杨昌濬委他复审，倒是希望往公平这条路上去走，因为第一，锡光既是旗人，与汉人多少有些隔阂，不易受人包围；第二，到浙江不久，对本案的始末，还不甚了了，不会有何成见。

锡光是纨绔，“旗大爷”官讲究气派，讲究舒服，奏到委札，先派人到杭州布置公馆，这个公馆要作为复审钦命重犯之用，就得有个够气派的大厅，这就比较难找了。好的是湖州府富庶，大把的公款撒去，终于觅得一座很堂皇的公馆。锡光到了省城里，谒巡抚、拜臬司、访府、会同僚，应酬了半个把月，方始票传案有关人犯及证人，定期审问。

开审不久，忽然传来一个天崩地坼的噩耗：皇帝天，在十二月初五驾崩了！皇帝无，慈禧太后亲定大计，迎醇亲王之载湉承继为文宗之，承大统，定年号为光绪。

国有大丧，除了军务漕粮等要政之外，其他一切政务，都不免搁置。锡光赶回湖州府，时设奠哭临；同时也到了封印之期，一人犯证人，还押的还押，饬回的饬回，直到光绪元年二月里，方又重新开审。

这一次审问，杨乃武、小白菜都翻了供，异同声地供称，是受了刑讯，迁就问官的意旨，自诬成供。而锡光为人平和，轻易不肯用刑，所以，无论案正犯，有关人证，都比较敢说话。许多过去所不知的幕，滴滴地被牵扯现，看这一件逆重案的原判是摇摇坠了！

于是刘锡彤、陈鲁都大起恐慌，蒯贺荪亦是忧心忡忡。彼此密商的结果，认为非维持原判不可。于是一方面向锡光疏通，一方面在巡抚面前极力剖陈利害关系，终于说服了杨昌濬，认为唯有不让此案发生变化，对他才是最有利的事。

这些形，杭州、湖州两府的士绅，都很清楚，少不得有人写信给京里的亲友，表示愤慨。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，是湖州府属兴县人氏，得知其事，自觉于公于私，都不能不说话了！

两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，浙江有这样一件节离奇的逆重案，在召见军机时，询问始末，恭王便指定宝鋆答奏。他这样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宝鋆对本案的经过形，比较熟悉；第二，刘锡彤是他的同年，他如果有意加以回护，此时便是一个机会。

可是宝鋆很见机，看这件案演变到目前，杨昌濬以有关的地方官，已有犯浙江人众怒之势；而且案牍在，要想为刘锡彤开脱，亦是不可能之事。唯有在措辞中，尽量少提刘锡彤，便是关顾老同年之意了。

等他约略讲完，慈禧太后已知王书瑞所说的问官“意存瞻徇”确非虚语，便即问：“这件案是什么时候发回去的？”

“是去年秋天。”恭王答说，“到浙江已在冬天了。因为国丧的缘故，不免耽误。”

“耽误亦不致耽误这么久！”慈禧太后又问，“发回去的时候是怎么说？教杨昌濬亲自提问，还是准他派人复审？”

“旨意上说明，派杨昌濬‘督同臬司亲提严讯’。不过杨昌濬曾经声复，为了筹措西征协饷，公务太忙，特委湖州府知府复审。”

“这就不对了！如果办事件，都可以这样自作主张，连个奉违都谈不上，事后随便找个理由搪，你想，朝廷的威信何存？”

听这语气严重，恭王不敢接，想了一会儿答说：“杨昌濬倒还不是跋扈的人，办理这一案如有失当之，将来结案以后，再请旨议。”

“好吧！”慈禧太后问，“这个折，你们看怎么办？”

“自然是严结果，给浙江一个限期。”

“原奏请派大员，我看不如派人去！”

“像这样的案，派人去，似乎不合成例。”

“那，是不是非要杨昌濬审问不可呢？”慈禧太后不以为然地责问，“既然意存瞻徇，审来审去还不是老样？”

恭王语，只有伸手向后，示意跪在他后的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回奏。

于是，文祥膝行两步，班上奏：“学政亦是朝廷的大员。请懿旨，是不是可以派浙江学政胡瑞澜提审？”

文祥是国之贤良，一向受两太后尊重，所以慈禧太后立即答说：“可以！责成他秉公严办，不准官官相护。你们写旨来看！”

于是由在养心殿走廊上携带纸笔在待命的“达拉密”，据慈禧太后的意思，很快地写好一上谕，叙明节以后，接着写：“此案节极重，既葛毕氏供实，自应彻底究，以雪冤枉，而成信谳；着派胡瑞澜提集全案人证卷宗，秉公严讯确，以期落石。毋得回护同官，糊结案，致咎戾。”

这上谕，语气严峻，而且很明显地看得来，朝廷已知此案为冤狱，要求胡瑞澜为犯人洗雪冤枉。旨意如此，浙江的京官无不额手相庆，称颂圣明。

接到上谕，胡瑞澜大伤脑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这不是找绊吗？”

“找绊”是湖北的乡谈，找麻烦之意。这上谕，确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——一省的学政，专秀才，无拳无勇，一切要仰仗地方官，而如今要他与作为浙江全省最地方官的巡抚作对，这件事如何办得通？

“各位看看，这教我怎么办？”他向他的门客问计。

学政的门客，都是书生，只会替他代看文章，遇到这样棘手的事，亦是计无所。其中有一个较通世务，认为此案牵涉到巡抚与臬司，与藩司无，而且藩司卢定勋，是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的士，彼此同年，不妨向他请教。

“此计大妙！”胡瑞澜愁怀一宽，“我上去看他。”

到得卢定勋那里，明来意，也让他看了上谕。卢定勋沉了好一会儿，先问一句：“年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就是不知怎么办，才跟你讨主意，你怎么反倒问我？”

“不是这话。我们是同年，如果是别的事，我就替你主了。这件事不同，关乎年兄的声名得失，甚大。所以我先要问一问你的宗旨，是公事公办，还是能敷衍得过去就算了？不过，我要提醒你，这是特旨办事件！”

胡瑞澜的原意，只要敷衍得过去就算了，但听得最后一句，不免懔然，想一想问：“怎么是公事公办？怎么能敷衍得过去？”

“若说公事公办，年兄，你先要了解你的份，办这件案，你就是钦差。不妨堂而皇之地行文地方官，第一，调两个候补知县来替你办案；第二，传首府替你办差，预备问案的地方、刑等；第三，传唤人犯，亲自审问，或者委员代审。审明了专折复奏，一切《会典》律例，就班去，这就是公事公办。”

“那一来，杨石泉不就大不兴了？”

卢定勋笑了，“老年兄如果顾虑到这一，”他平静地说，“那就只有想法拿公事敷衍过去，算了！”

“这个法怎么想？”

“法用不着想，自有人会想。”

“谁啊？”

“嗐！”卢定勋有好笑又好气的神，“你到巡抚衙门走一遭，不就有人替你想法了吗？”

胡瑞澜恍然大悟。只要去看杨昌濬，拿上谕给他一看，他自然会着急，自然会替他想法。当连连说：“是，是！我糊涂了！我这会就去，看杨石泉怎么说？”

卢定勋不即回答，沉了好一会儿，意味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再提醒你，这是特旨办事件！”

“我知。”胡瑞澜随答了一句，兴冲冲地告辞上轿，吩咐到梅碑。

梅碑是个地名，又叫佑圣观巷，是巡抚衙门所在地。胡瑞澜的轿一西辕门，就看到照墙已排好了脚牌之类的所谓“导”，不言可知，杨昌濬正要门。

胡瑞澜不愿空跑一趟，拍着扶手板促轿夫：“快，快，快抬去。”

轿抬到大门，杨昌濬的八抬大轿，正从二门来。主客二人不约而同地吩咐停轿，双方的跟班聚在一起询问究竟，一个说：“抚台有要公事去拜驻防将军。”一个说：“学台有要公事来拜抚台。”彼此有相持不之势。胡瑞澜急，跨轿来大声说：“石泉、石泉，我有‘廷寄’给你看！”

上谕分两：一是“布告天，咸使闻知”，无任何机密可言，由阁发布，称为“明发上谕”；一是某省大员或数省大员特加指示，由军机兵专差投递，称为“寄信上谕”，简称“廷寄”。廷寄多寄督抚、将军以及统兵大员，学政一省文教，尽是例行公务，虽可专折言事，但绝少上奏。朝廷如有廷寄给学政，亦大多是整饬士习之类，照例分行督抚。如果学政单独接到廷寄，事不寻常，大致是密查某案。所以杨昌濬听他这一说，立刻取消原定的行程，将胡瑞澜延到签押房中密谈。

“石泉，麻烦大了！”

杨昌濬接过廷寄一看，脸大变，由红转白，由白转青，冷笑着说：“好一个‘有人奏’，倒要看看到底是谁？”

这“有人奏”三字，是这上谕一开的话。不指明某人奏，而用“有人奏”的字样，一方面是为了保全参劾的人；另一方面只表示“姑妄听之”，为被参大员略存面。杨昌濬的话虽如此，心里却已认定，所谓“有人”又是浙江籍的京官。

“石泉，”胡瑞澜说，“这一，你先莫追究，我只请问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事到如今，哪里还有我说话的余地？”杨昌濬负气地说，“我今天就拜折，自请解任听勘。”

“这，你误会了！石泉，莫非你疑心我会跟你过不去？”

听这一说，杨昌濬才发觉自己大为失态，赶拱手歉，“观甫！”他亦别号称胡瑞澜，“彼此好，又是同乡，我说话比较随便，千万不要见气。”

一个湖南湘乡，一个湖北江夏，两湖认大同乡，所以曾国藩封侯，在京的湖广会馆亦大摆筵席，唱戏开贺。提到这层关系，胡瑞澜不由得就想到浙江的京官，“他们在京里，总是说我对浙江的读书人刻薄。其实最刻薄的是浙江的读书人，目空一切，肆无忌惮，”他停了一说，“一个举人而捐班的郎中，居然也不把翰林看在里，当然更不必谈军功的了！”

胡瑞澜倒非有意讽刺，可是军功的杨昌濬，听见这话，心里当然不会好过，恨恨地说：“你是指那姓李的妄人？”

他俩所谈的是名动公卿的李慈铭。此人于书无所不窥，渊博非凡，而脾气极坏，偏激狂傲，所以杨昌濬视之为“妄人”，甚至因为他是“师爷”的绍兴人，可能与从前以刀笔营生的杨乃武“同恶相济”，这“有人奏”就是他在“捣鬼”。

由此而始，两人大骂浙江的士风轻薄。胡瑞澜还提到雍正年间，因为浙江士习败坏，特设“观风整俗使”，而且雍正五年不准浙江举人参加会试，是唐朝开科取士以来，独一无二之事。

“由此可见浙江的文人，坏的居多！‘观风整俗’正是学使的责任。”杨昌濬很起劲地说，“老兄其有意乎？”

“责无旁贷，当然想整顿一番，只是无拳无勇，心余力绌。”

“前这件案，就是一个整顿的机会。只要你有这个意思，事好办。”

于是言归正传，商量复审的细节，决定由胡瑞澜行文巡抚衙门，调派委员四名承审：宁波府知府边葆诚，嘉兴县知县罗森，候补知县顾德恒、龚世潼。边葆诚的地位最，自然以他为主审。

委札一，边葆诚摒挡省。一到杭州，先去拜访胡瑞澜，因为他亦是光二十一年辛丑的士，跟胡瑞澜是同年。

此人籍隶任丘。任丘边家是海大族，边葆诚的祖先有个边大绶，明朝末年当陕西米脂县令，因为奉令挖过李自成的祖坟而名。边葆诚常跟人谈起这件事，自他家的家风，向来不畏梁。这次被委主持复审，一半因为他是胡瑞澜的同年，比较好说私话；一半亦因为他是个酷吏，不像湖州知府锡光那样“弱无用”。

相见之，然故，但边葆诚不免慨，“垂垂老矣，”他说，“望六之年，依旧是一名风尘俗吏！”

“五品黄堂，亦不能说是风尘俗吏。”胡瑞澜问，“年兄到任几年了？”

“我是同治四年到任的。”边葆诚说，“十年了！”

“一十年是太久了一。我想，这趟差使来，杨石泉总要保一保年兄。”

意在言外，如能迎合杨昌濬的意旨，自有升官之望。光二十一年的两榜，早就应该红，自己连个员都还没有结上，边葆诚当然觉得委屈，现在有此机会，亦当然要好好把握。

因此，边葆诚问说：“我奉委主审此案，茫无绪，唯有禀承意旨，勉力以赴。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此案纠葛已久，非借重年兄的大才，不能定谳。”胡瑞澜说，“请先休息两天，慢慢看完全案再说。”

“是！”边葆诚又试探着问，“将来总要维持原审吧？”

“不忙、不忙！且等你看完卷宗，见了抚台再说。”

胡瑞澜这样答复，是有他的打算的。这一案是不是维持原判，能不能维持原判，对杨昌濬的前程关系甚大；边葆诚虽是同年，但官职不相统属，想照应他亦是力不从心。杨昌濬希望边葆诚如何理此案，将来作何酬庸，以及边葆诚是不是听命而行，对杨昌濬有何企求，最好让他们直接去谈，自己不必居间参与，免得将来有一方不如所愿，埋怨到他上。反正自己这“悉听尊便”的态度，已足以使杨昌濬见了。

但不知是为了遮人耳目，还是另有缘故，边葆诚不曾见着杨昌濬。倒是臬司蒯贺荪对他很客气，连日设宴款待，一谈总是两三个时辰。

火铄金的天气，边葆诚借杭州府大堂开审，左面是嘉兴知县罗森，右面是候补知县顾德恒、龚世潼，名为“四堂会审”，其实只是边葆诚一个人问话。

杨乃武与小白菜都翻了供，但杨乃武说了一句不聪明的假话，是葛品莲暴毙之前的八月二十四那天，是差役何芳与葛毕氏调笑，为葛品莲撞见，因而责打妻。边葆诚抓住他这句假话，在征得胡瑞澜、蒯贺荪的同意以后，施展辣手，昼夜不分地盘问，只为有了一句假话，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真话也是假话了。

这有个名目，叫作“熬审”，只对谋反大逆、江洋大盗等悍的罪犯才用的手段，而竟施之于文弱书生与一个女，而且还动用了大刑，杨乃武的两条大，虽未打断，已成残废。不但夹了杨乃武，还夹了他的妻，为的是杨詹氏两次京控，被认定是个必须严惩的刁悍泼妇。

胡瑞澜的复奏，是十月初到京的。由于慈禧太后的万寿之期已近，凡是凶杀案之类的不祥刑案，不宜上奏；因而一直到十月十五，方始由军机奏请裁决。

这天正好召见师傅，一个是翁同龢，署理的刑侍郎；一个是夏同善，早就接到了杭州的来信，尽知胡瑞澜、边葆诚枉法的实。所以当慈禧太后问到此案，两人异同声地答说，此案不宜据胡瑞澜的复奏定谳。

因此，十月十六日特颁一上谕：“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，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莲，诬攀已革举人杨乃武，因同谋，问官回护瞻徇，请派大员查办。当派胡瑞澜提讯，兹据该侍郎声称：‘反复讯究此案，实属杨乃武因起意，伙葛毕氏将伊夫葛品莲毒毙，供证佥同，案无遁饰，律定拟。’并声明‘此案原拟罪名，查校并无’等语。着刑速议奏。”

接着，有位言官上奏：“重案讯办，未协舆，请提刑办理。”这位言官的官衔是科给事中，名字叫作边宝泉，虽为汉军镶红旗人，其实就是边葆诚的族人。

这边宝泉是同治二年的翰林。他倒是个有心人，见洪杨以后，督抚权重，视朝廷政令如文，渐成尾大不掉之势，所以一当了御史，专门抨击权的封疆大吏。到任不久，就参了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，接着又参江西巡抚刘坤一。这一次发难，明责胡瑞澜，其实笔锋力扫杨昌濬，而暗中又有为他的族人边葆诚开脱的意味在，文章得极好。

这篇文章一共分三段，第一段是说言竟成事实：“此案传闻异辞，已非一日；外间议论，佥谓胡瑞澜与抚臣杨昌濬，平日相好，其办理此案，外示严厉，中存偏袒；于案中要关键，并未虚心研讯，势必仍照原定罪名拟结。今胡瑞澜所奏，果与前次传闻无异，是议必非无因。”

第二段论此案不能平反的症结所在：“近来外省已经办成之案，虽经京控，而发原省查办，平反者百不得一，久已相习成风。且胡瑞澜学政办理同省重案，所派承审之人，不过府州县官，与钦派大臣随带司员者不同。外吏之升沉，之督抚，仰承意旨，视为故常；一旦特发公论，以疑难大案，引为己责，而致亲临上司失人之重咎，虽愚者不肯为此。而胡瑞澜素本文臣，从未办理刑名事件，其受人牵制，不能平反，本在意料之中。”

因此，第三段文章建议：“伏思朝廷慎重人命，凡关罪名，不惮再四研求；可否特降谕旨，将全案人证卷宗，提刑，详细研讯。如胡瑞澜所奏果是，不过稽迟杨乃武数月之死；而既经刑复审，自足以伸国法而破群疑。倘有不实不尽之，立共平反，庶嗣后各省承办重案，不敢再蹈瞻徇回护之习，于吏治民生，均有裨益。”

话是说得很有理，不过朝廷还不愿意公然表示，要裁抑疆臣的权柄，所以用“外省案件纷纷提刑，向亦无此政”的理由，仍旧责成刑“详细研求，速行议奏，俾成信谳”。这与两天之前的上谕，只有“着刑速议奏”一句话来比较，可以看，边宝泉这一奏，显然已受到朝廷的重视了。

因此，翁同龢特意命浙江司检齐原案，了两天的工夫，细心研究，看好几病，一一用笺条签。其中最说不过去的是：第一，京控提到余杭县令之如何如何，至少该有本人的一份“亲供”自辩。而仅据差役一句话，“本官之，早经回籍”而轻轻放过，于理不合。

其次，葛品莲之死，据说死于砒霜，买砒霜的是杨乃武，卖砒霜的是钱宝生；而杨乃武前后两次所供，买砒霜的日期不同，一说八月初三，一说八月初二，究竟是在哪一天？何以不提钱宝生到案对质？

不仅如此，翁同龢还托他的换帖弟兄步军统领荣禄抄了杨詹氏京控的原呈来看，又特意拜访夏同善与朱智谈，相当地了解了案，方始指示秋审总办余撰，拟定奏稿，主张逐层指驳，发胡瑞澜再审。

谁知刑尚书桑荣不以为然。争辩了好几天，由于另一位侍郎绍祺与浙江司、秋审的司官，都支持“指驳再审”的主张，桑荣亦就只好让步了。

复奏一上立即裁可，由朱智秉笔，发了一明发上谕，措辞更为严峻，说的是：“前因浙江学政胡瑞澜奏，复讯民妇葛毕氏因毒毙本夫葛品莲分别定拟一折，当刑速议奏；旋据给事中边宝泉奏，案未协，请提刑办理，亦经谕令该详讯研求。兹据该奏抄，察此案原题节，与现供歧异甚多，请饬再行严讯等语。命案重，亟须实研讯，以成信谳；着胡瑞澜照刑所指各节，提集犯证，将复讯与原审节，因何歧异之，逐一研究明确，毋枉毋纵，总期真罪当，一切持平，不得稍涉糊，意图迁就；并将详细供词，声叙明晰，定拟奏。”

另外由刑咨复浙江巡抚，详细指“原题节与现供歧异”之，计“节互异者一，可拟者二，疏漏者一”。文虽不公开，但亦无保守秘密的必要。许多关心本案的浙江京官，都托人在刑秋审抄来原咨，竞相传观，无不大大地舒了一气，一吐中的积郁。

消息传到浙江，自是“几家乐几家愁”。最兴奋的是杨家，而最觉凄惨的是刘锡彤。刑指驳歧异之，关系最重的是两，一是指他的儿刘海升既然牵涉在案，何以不传讯，不递亲供？这一还不要，因为刘海升早就死了。

刘海升是死于海难。其时招商局成立不久，浙江的漕米，改由海运，即归招商局派承办。漕船向例可以附搭乘客，倘或与押运漕米的委员有关系，且可免费。刘海升为了杨乃武一案“避风”，决计北归回盐山原籍。这年二月里搭上运漕的福星，由吴淞海，直放天津。

二月十七起碇，船到佘山海面，忽然起雾。福星当即一面改慢车，一面“放气筒”，且鸣且行，走了一夜。第二天上午十多钟，快到黑洋时，为怡和洋行的澳顺拦腰猛撞，船舱，不过三分钟的工夫即告沉没。全船乘客及海员共计一百二十人，被救的不到一半。海运委员蒯光烈及刘海升都在遇难之列。

人死可以不论，死无对证的事，总比较容易搪。但另一，为何不传仁堂店东钱宝生到案对质，却是全案关键所在。过去大家都知，这一是全案关系最重之，但犯人既已承认毒，自不能请求传证；问案的人明知有传询的必要，只是意存偏袒，尽可装糊涂。如今刑指驳，上谕督责，就非得传证不可了。

这一到堂上，钱宝生如果和盘托，当初如何在威胁利诱之，作了伪证。辛辛苦苦铸成的“铁案”，便是遇到了熊熊的烈焰，一会消得不成样。转念到此，刘锡彤直如芒刺在背，坐立不安了。

“快，快！”他大声吩咐，“快去请陈秀才来，立等见面。”

陈秀才就是号竹山的陈湖。原以为胡瑞澜一奏便可结案，谁知结果如此，也不由得变了！

“如今没有别的办法，”刘锡彤几乎是哭的声音，“唯有切切叮嘱钱宝生——”

“钱坦。”陈湖中途嘴纠正他。

“钱宝生！”刘锡彤声俱厉，让陈湖吓一大，“竹山，请你也记住，仁堂的店东叫钱宝生，又名钱坦是另一回事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陈湖也省悟了，“一切都要照原供。”

“对！名字叫钱宝生，是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三，卖了四十文的砒霜给杨乃武。一咬定，包他没事。”

“我知，我知。不过当初有谕单给他——”

“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”刘锡彤又不耐烦了，“当初写谕单给他，不教他到案对质，我已经到了；如今是京里的圣旨！你吓他一吓，自然会乖乖儿就范。”

陈湖心想，事到了这样的地步，连垂帘听政的两皇太后都被惊动了，小小一个七品知县，还能吓得倒什么人？此事唯有多说好话，动以利害，才能办得通。

主意打定，先去找到钱坦的弟弟钱恺，略说经过，赶到仓前，一见了面，钱坦的脸很难看——这已非一日了。从杨乃武的案越闹越大，他的麻烦也越来越多，上门的客人总要提起其事。先是不明究竟，问问经过；从真相渐白，知杨乃武受到诬供，对钱坦的态度，也便由疑问而化为质问，那冷峻怀疑的与语气，实在教人受不了。

现在一看陈湖上门，先就有了戒备厌恶之心，不陈湖是如何赔笑说话，他总是有气没力地懒得答理，最后谈正题，一听要到省城里作证，他的脸变了。

“我不去！当初答应过我的。”

“不错，当初有谕单，与你无，现在也还是与你无。不过京里有人在闹，不能不敷衍一。我陪你上省城，只要过一堂，照以前说过的话说一遍，包你没事。”

“如果有事呢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拿我打啊，夹啊，或者把我关了起来，那怎么说？”

“那是决不会有的事。你想，案还是这一个案，审的人也还是这些人，难自己打自己嘴，说前一次审错了，只有这一次才审得对？”陈湖又说，“钱老板，你不要怕！本来没事，你一怕，不肯去，倒像贼心虚似的反而自己找麻烦了！”

对这番话，钱坦亦以为然，左思右想，无可闪避，叹一声，两滴泪：“唉！不晓得啥个冤孽？”

这是无可奈何，唯有着应承的表示。陈湖既怕他变卦，又怕他到了堂上所供不符，所以陪着说了许多好话，多方譬解，看钱坦绪稍微好转了些，方始告辞。

等他走后不久，杨家的人来了，有男有女，有大有小，浩浩一大群，而且还有专门送礼用的一“条箱”，抬着跟在后面。

仓前也算是陆码，过往的旅客甚多，所以钱坦并未注意。及至条箱抬店堂，莫名其妙，急忙从柜台里走来问：“喂，喂！你们是哪里的？”

“钱老板，敝姓杨。”杨恭治上前搭话，“家兄就是杨乃武。家嫂、家特为来拜访，几样东西不成敬意。”说着，便叫揭开条箱盖，吃的有整条的火，穿的有整疋的杭纺，这份礼很像个样！

钱坦却无心细看，一听是杨乃武这个名字，他心里就发慌了，里连连答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一双睛却只顾看着门。

门停来两轿，来两个妇人，前面是杨大，后面是杨太太，手里还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。后面又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大孩，都是杨乃武的女。

得门来，杨太太带着两儿一女，一起跪倒，“钱老板，”她哀声说，“请你好事！”

钱坦大惊失，“这是为啥？这是为啥？”他一面仓皇地喊，一面也跪倒还礼。

这时老板娘已经赶到了，首先去搀扶杨太太，可是她不肯起，只说：“要请钱老板答应一句，救救我家乃武！”

“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！杨太太，你请里面坐。”

就这片刻，看闹的人，已在店门挤得不通。少不得有仁堂的左邻右舍，来，帮着劝。于是杨大说一句：“弟妹，该去见见钱家老伯母。”

此来说定了的，全归杨大一个人指挥，所以杨太太依言起。钱坦夫妇将杨家大大小小都接到后面。钱家老娘亲自烧香去了，由老板娘周旋接待，过一阵，孩们由仁堂的伙计带开，堂屋里三客两主，开始谈论正事。

“钱老板，”杨大低声气地说，“今天实在是来求你。你的苦衷，我们都晓得，已经打听过了，实在是得没法，只好那样说，我们一都不怪你。说实话，换了我是你钱老板，也只好那样说。”

钱坦不作声，好久，才叹气说：“唉，叶太太！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才好！这无缘无故惹来的烦恼，真正没有理！”

这话骤听不明白，要细想一想才懂，是隐隐然怪杨乃武不该将他牵扯在。平心而论，是杨乃武错在先，怨不得人家。于是，杨大只好施展苦计了。

一个抛过去，杨太太又是一跪。这一次老板娘的动作很迅速，等她膝盖刚一着地，便拿她拖了起来。

“说来说去是我家乃武的错！不该为了一上夹，信胡说，我先替他赔罪；将来等他来以后，再来谢钱老板的救命之恩。”

“没有这话，没有这话！”钱坦连连摇手，“我怎么救得了他？”

“救得了！一定救得了！”杨太太说。

“一定救得了的！”杨大说，“钱老板，只要请你说实话好了！”

钱坦默然。人家的要求并不过分，实话直说，理所应当。可是说了实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呢？一想起来，不寒而栗。

杨家多少也了解他的境。是商量好了来的，由杨大与杨恭治弟二人，番向钱坦央求，说他一说了实话，因为与前供不符，可能会有罪名，但一定设法替他上打；如果狱，无论如何不会让他吃苦。至于仁堂的生意，如果需要帮忙照料，只要他提可行的办法来，譬如货要垫本钱之类，杨家亦必定尽力。

另外是杨太太向老板娘功夫，一把泪一把鼻涕地诉苦。说到宁波府边知府动刑所受的苦痛，声泪俱，害得老板娘也陪了一些泪。

在这样的面包围之，钱坦终于答应：上得堂去，会翻供说实话，杨乃武本不曾在他店里买过砒霜。只要有这句话就够了！至于未买砒霜而说买过，其故何在，杨家认为不必问，堂上问他，他自然会说另一番实话。此时一问，陡然勾起钱坦的忧虑，大可不必。

等杨家千言万谢的告辞而去，钱坦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不言不语，连晚饭都不想吃，只是坐着发愣。老板娘见此光景，唯有极力解劝，而钱坦只是摇叹气，不断地说：“难人了！难人了！”

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为难。不说实话，对不起杨家，而且从此亦将不齿于乡里；说了实话呢，县大老爷的“纱帽”不保，还牵涉到陈湖等人，他们岂肯善罢甘休？别的不说，堂上一顿板，就会打得人死去活来。

“难人”只好不人了！第二天一早，仁堂哭声震惊四邻，钱老板自己吃了砒霜，报丧条也送了杨家一张。杨太太大吃一惊！詹善政恰好在家里，连连顿脚，“糟糕了！糟糕了！”他说，“姓钱的要倾家产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现在没有工夫跟你谈其中的理。”詹善政说，“我上要去找杨大商量。”

詹善政上京两次，见识大非昔比；杨大更是冷静而有魄力，明知上门吊孝，钱家一定会当他们冤家，怪他们死了钱坦，可是决不能少此一行，而且越快越好。

于是，找到杨恭治，备办了素烛、清香、银锭等，专程赶到仓前。詹善政颇善作，在灵床前跪倒磕，放声大哭。哭的不是钱坦，而是想到这样一个重要人证，忽然失去，于杨乃武的官司不利，为至亲痛哭。

钱家本来对这两位吊客着敌意，而这分敌意居然因詹善政的泪，消了大半。哭罢起，见有丧家男招呼，问起来才知是钱恺。

“钱二哥，”杨恭治说，“昨天到府上，初见令兄，哪知一夜工夫，会有这样的变化。”

“谁也没有想到！”钱恺痛心地说，“错差，前世一劫。”说着，掩面涕。

“钱二哥，你先不要伤心，还有大事要办！”詹善政说，“人亡了，可不要再成个家破！”

“家破人亡？”钱恺惊得收住了泪，“怎么会？”

“怎么不会？钱二哥，你可有隐藏些的地方，我有要话跟你说。”

钱恺不答，只招招手，将他带到最后面的一间厢房，那里一半堆着药材，一半作了钱恺的卧室，连杨恭治在一起，三个人都坐在床沿上谈话。

“钱二哥，你报了官没有？”

“地保来过了，已经接过，午去报官。”

“千万报不得！”詹善政说，“你上去通知地保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你想，钱老板如今是这件钦命案里的重要证人，忽然说是服毒自尽了，上面自然要追查原因。那时，县衙门里派了人来，不由分说，先拿了你传了去审问，怎么得了？”

“啊！”钱恺懼然而惊，“这倒不可不防！”

“当然要防。快去追地保！”詹善政说，“一字公门，九不转，千万迟不得。”

“好，好！我派人去找地保。”

“还有，”詹善政问，“这个地保为人怎么样？”

“你问的是哪一？”

“是老实，还是刁？”

“不大老实。”

“不大老实，就要使手段。你派人先去骗了他来，跟他谈了，再作理。”

钱恺答应着去了。地保住得不远，听说钱家有事商量，立即赶到。詹善政见此人生得瘦刮刮，脸上骨多少，俗语所说：“脸上没有四两。”是很难惹的人。

“我姓詹。”詹善政自告奋勇地，“贵姓？”

“我姓吴。”吴地保说，“从前没有见过你老？”

“我是丧家的远亲，特为赶来帮忙。老吴，我们对面坐！”

对面就是一家酒店。吴地保跟着他到了那里，詹善政挑了一个隐蔽的座落座，好酒好菜叫了许多。吴地保不发一言，只用略带怀疑的态度看着。

“不必客气。一朝生，两朝熟！”詹善政从上摸一张银票，故意先亮一亮，是十两银，然后折得小小的，推到吴地保面前，“一小意思，不要嫌少。”

吴地保见钱开，尊他一声：“詹老爷！这是为啥？请你说明白了，我才敢收。”

“没事！钱老板服毒，你只当不知有这回事。”

“咦！不是说，要我去报案吗？”

“不要报，不要报。急病死，何必报官相验？”

“急病死的？不对吧！詹老爷，你话我不懂，而且——”他迟疑着没有再说去。

“你是说，丧家自己为啥不跟你说，要我来，是不是？”

詹善政到这时候不能不说实话了，否则会引起误会，疑心他牵涉在人家的命案之中，有杨乃武前车之鉴，绝不可大意。于是他说：“老实告诉你，钱老板的服毒，是为了难以人——”

他从钱坦当时被迫作伪证谈起，一直谈到昨日杨家全家登门叩求。然后分析，何以呈报服毒自尽以后，县衙门差役会借追究死因，搞得钱家破家产的缘故。詹善政自见义勇为，不能不来为钱家主意；地保是本乡本土的熟人，理应帮帮钱家的忙。何况这样法，不须担何责任，何乐不为？

这番话加上那十两银的红包，终于将对方说动了。钱家的老娘很明白事理，对詹善政肯这样急人之急，心设谋，为她家挽回了可能会破家的一场大祸，十分心。一答应，如果省里来传唤钱坦作证，她愿代死去的，上堂作证。

驳审的文早就到了，但无人主持，一直搁在那里。学政胡瑞澜正忙着岁试“临”各府——省各州县已学的“生员”，亦即秀才，照规矩说，应该在家用功苦读，为了考较文字优劣，有无步，每年由学政作一次考试，称为岁试。岁试由学政排定次序，亲临各州县题阅卷，称为“临”。其时，胡瑞澜正在海宁州、嘉兴府一带，预定十二月初方能回省。

臬司衙门当然也知此案已遭驳审，只是没有人过问其事。蒯贺荪在十一月初一，照例随巡抚到文庙拈香，当夜暴疾而亡。因此便有许多议论，说蒯贺荪职掌一省刑名，论这场冤狱的造成，他要负最大的责任，遽尔毙命，实在是报应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许多言，传布得最广的是，说杨大曾经到东岳庙去焚表哭诉，求得一支签，是一首七绝：“荷开事方明，叶最有。观我观人观自在，金凤先到桂边生。”有人解释诗意，说官司要到明年天，始有转机；六月里荷开，真相可以大白，八月里必有结果。

又有人说，签诗中隐藏着两个人名，一个很明显，最后那一句，明明“桂金”；另一个比较隐晦，“叶最有”，是来芳菲满，到可以留，暗写“芳”二字。此案的凶手，实在是何芳与桂金。

然而任何言，不及一个真实的消息来得惊人。这个消息就是仁堂的钱老板，因为左右为难，结果一死以求解脱。杭州的士绅，都为这个消息所震撼了！因为钱坦这一死，无异证实了传了已久的言，他确是在刘锡彤的迫之，作了伪证。

钱坦如此，他人又如何？凡是可能作不利于刘锡彤的供词的人证，都有被迫而步钱坦的后尘，走向黄泉路上的危险！

这一案决不能在浙江审了！杭州的士绅询谋佥同，决定在京里活动，请由刑提审。

在京里，主持此案的已变成兵侍郎夏同善。他兼着弘德殿行走的差使，与翁同龢同为帝师。当初翁同龢主张驳审，便是由于从他中获知实，确有枉曲之故。所以在浙江的京官们，推他主持其事，顺理成章；而正直心的夏同善，亦自觉义不容辞，毅然挑起了这副担。

在刑，除了翁同龢以外，另外一位左侍郎绍祺亦颇主张正义。此人籍隶满洲镶黄旗，与翁同龢、夏同善同为咸丰六年丙辰的同年，公义私谊，都没有不支持夏同善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