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章(4/7)

负责归还。”

“省库一贫如洗，哪里有钱可挪？不过，好得有开滦票一百万，市价比票面来得，可以抵借。”

“那好极了！就请你先拿票借来一用。”

汪士元说：“请总理张条，我上把开滦票送过来。”

“好、好！”段祺瑞随即提笔写了一张收据：“讨伐复辟之需，借用直隶财政厅所有开滦煤矿票一百万元正。”面署了姓名。

汪士元先不取收据，只说：“我亲自送了来。”

等他一走，段祺瑞问曹汝霖：“你有办法抵借不能？”

“天津日本银行的经理，我都不熟。”曹汝霖问，“北京我可以去吗？”

段祺瑞懂他的意思，毫不迟疑地答说：“不要！我叫陆军派车在车站接你好了。”

说完，段祺瑞便关照徐树铮亲自去联络。等汪士元将票送到，北京方面也联络好了。

到了北京前门车站，找陆军的周庶务，便是徐树铮告诉他的。曹汝霖不知范国璋的底细，不能不耍个腔，防他如果是张勋方面的人，听说他是受段祺瑞之托来跟王士珍有事接，就不会再注意他的行踪。

摆脱了意外邂逅的范国璋，跟着小周上了汽车，直驶东民巷。曹汝霖寻思，正金银行受日本政府理，这笔押款由于牵涉到讨伐张勋，或许会打电报到东京银行去请示，不但时间会拖延，更须防备走漏消息，误了大事。因此他决定到三菱公司，跟那里的经理秋山昱去通。

一见了面，曹汝霖明来意，只说有急用，要拿开滦煤矿票抵借一笔款，并不明说是何急用。秋山昱心照不宣，立即同意，照票面额抵押一百万元。当时便签了借约，秋山昱开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。前后不到二十分钟。

在六国饭店吃了饭，曹汝霖连家都不回，搭车赶回天津，当夜将支票了给段祺瑞，自然满意万分。

第二天上午再到王家，正好李思浩也到了。他是财政次兼盐务署的署，手里有一笔“另款”可以动用。本来由于民国二年袁世凯向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五国大借款，是以盐税作担保，所以特设盐务稽所，一向由洋人控制盐税收，以便期偿还外债。多余的款，名为“盐余”，照理可由中国政府支，但洋人亦把持不放。理由是万一盐税收不足，便可由“盐余”抵充。因此，“盐余”虽可作为中国政府的政费支，但必须先经盐税稽所审用途，认为必不可少，方准动用。

这时的盐务署是张弧，籍隶浙江萧山，与李思浩的老家浙江慈溪，都在钱塘江以南，勉可算小同乡。李思浩是盐务署之，三个厅之一的场产厅厅。两人的公私谊都很好，有事悉心筹划，终于让他们找一条得以争回分控制权的路。

原来从清末以来，各省应解盐税，例有拖欠。所以每年解送的税款，新旧掺搭，即是大分为新收，小分为旧欠。他们找洋人涉，说“盐税担保大借款，是指民国二年以后所收的盐税而言，补缴民国二年以前的旧欠，不在其列。因此监务稽所对于这分税款，无权涉”。